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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漁翁的個人空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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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憶錄40)外祖父家的基本狀況2018-10-26 19:20:10

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憶錄40)
*三章  我家的身世
*十節  外祖父家的基本情況
薊縣人通常稱呼母親的娘家為“姥家”,稱母親的父親(外祖父)為“姥爺”,稱呼母親的母親(外祖母)為“姥姥”,對母親的叔叔和大伯則依照其在弟兄中的年齡排序,分別稱呼為大姥爺、二姥爺、三姥爺等,對母親的嬸嬸和伯母則以其丈夫的排序分別稱呼為大姥姥、二姥姥、三姥姥等。
我母親劉鳳霞的娘家是薊縣洇溜鄉王莊子(后改名富王莊),位于縣城西南,距城里八華里(四公里),東側和北側與城關鎮的何莊、辛莊子、西大屯等村接壤。這個莊不大,1980年“散社”前只有二個生產隊,六七十戶人家,三四百口人。耕地的土質較好,糧食的產量比較高,社員們的生活比較富裕,所以那年代才改名“富王莊”。2012年,這個村被列入薊縣新城規劃的范圍之內,全村農戶先后拆遷,搬進新區住樓房,這個村和附近的城關鎮的幾個村莊一樣,都逐漸消失了。
(一)外祖父家族的傳承情況
別看我姥家這個村的名字叫王莊子,其實全村只有劉、張兩大姓氏,沒有其他姓氏。據說早年是姓王的人家在這里開辟的村址,劉、張二姓是后來置買的王姓人家的財產,逐漸發展起來的,而王姓人家不發旺,男丁人口漸少,后來沒有傳人了。
其實,劉張兩姓人到這里落戶的時間也不太長遠,老劉家到我外祖父那輩才是*三代。我外祖父的爺爺是自己到王莊子來的,在這里娶妻生子。到外祖父的父親那輩是親哥四個,這就形成了劉姓家族的“四大門”。到我外祖父這輩的堂兄弟們是哥九個,他們的弟兄排行是統一的。到*四代——也就是我舅舅這輩,同一個曾祖父的弟兄二十多人了(各代的女孩子未計算在內),雖然弟兄們還沒出“五服”,但是這“四大門”已經單獨排行了。小時候我隨母親住姥家時,見到大人就要打招呼,讓我稱呼為“大姥姥”、“二姥姥”、“三姥姥”的都有,但沒有重復的稱謂。可是,我舅舅那輩人中就有重復的稱謂了。如我稱“大舅”的就有三個,劉瑞、劉真和劉功,其中劉瑞是我母親的親哥哥,劉真和劉功都稱我母親為“二姐”。不記得劉真是哪位姥姥的兒子了,只記得我稱劉功的母親為四姥姥。到了*五代——也就是我的表兄表弟這一輩,人口就更多了,不細算誰也說不準了。
我姥爺是“大門”的,他們這門只有弟兄兩個,包括我姥爺劉尚達(在哥九個中排行*五)和老姥爺劉尚叢(1912——1992年,在哥九個排行中為*九)。
我姥爺劉尚達,生于1888年,故于1946年,享年59虛歲。我姥姥劉康氏(城南馬圈頭村娘家)生于1889年,故于1942年,享年54虛歲。
我姥爺姥姥結婚后,于1905年生我大舅劉瑞,(富王莊村農民,生于1905年,故于1980年,享年76虛歲);1909年生我大姨(少年亡故,無大名);1913年生我二舅劉榮(富王莊村農民,生于1913年,故于1993年,享年81虛歲);1924年生我母親(薊縣城內西北隅村農民,解放后取名劉鳳霞,生于1924年,故于1977年,享年54虛歲);1927年生我老姨(薊縣官莊鄉西后子峪村農民,解放后取名劉素珍,生于1927年,故于2013年,享年87虛歲);1930年生我老舅劉增(1930年至今,北京市離休干部)。
我大舅劉瑞只有一個兒子劉文良(1933——2003),劉文良有一個兒子和三個女兒。
我二舅劉榮有五個女兒、一個兒子劉文棟(1951——今),劉文棟有二個兒子。
我老舅劉增有五個女兒。
在舊中國醫療事業不發達,平時不講檢查身體,小并不當回事,大并后只能請中醫把脈、扎針、拔罐、或者熬草藥湯子喝。有些慢性并請中醫治并還可以,遇到急并中藥就不如西藥效果好了。加上人們生活水平不高,缺乏保健食品,許多人營養不良,所以壽命都比較短,尤其是男性因體力勞動強度大,壽命更短。我小時候住姥家時,我姥姥那輩的九個“姥姥”中,被稱為“大姥姥”、“二姥姥”“四姥姥”及“老姥姥”等多數的姥姥都健在。可九個姥爺中只剩三姥爺劉尚庸和老姥爺劉尚叢了,劉尚叢故于1990年,是他們那輩人中離世晚的。
我的舅舅和妗子們那代人都趕上了新社會,生活比以前提高了,壽命也延長了,其中我二妗子享年88歲,比我姥姥他們那輩人要幸福多了。
可惜的是,還沒等我出生,我的姥姥和姥爺就已辭世,這也是我的一大遺憾。小時候聽母親說,我姥姥就是在54歲那年(1942年)因為得了急性痢疾,大概是腸胃急性發炎,腸子擰個兒,肚子疼的厲害,一天拉許多次稀屎,后來就拉綠水,吃了中藥也沒管事,不幾天就折騰死了。我姥爺平時身體挺好,沒感覺有什么并。59歲那年(1946年)秋天,一天上午步行到薊縣城里趕集,下午一點多才回到家里。在家吃些鍋里溫著的留給他的午飯,又去村西場里看人家摔花生,還吃了點生花生。大約下午四點回到家里,拿起笤帚打掃院子,剛掃了一半,就突然摔倒在地,緊咬牙關,停止了呼吸。他的妹妹,也就是我母親的姑姑當時正在屋里做針線活,聽見院里噗咚一聲,立即下炕,到院里把他扶起來坐在地上,“大哥咋啦?”“大哥醒醒”的怎么呼喚也沒有反應。現在看來,我姥爺大概是因急性心肌梗塞而猝死的,如果平時能夠做心電圖檢測,查出有冠心并的癥狀,及時診斷和預防,也許不至于突然死亡。我姥姥患的急性痢疾,現在根本不算什么大并,注射點氰鏈霉素或是吃些合霉素、氟哌酸之類的抗生素藥物就行了,根本死不了人。
(二)外祖父家的經濟生活狀況
我姥爺和我的三個舅舅小時候都沒念過書,我母親她們姐妹三個都是從小學習做針線做家務,自然更沒上過學了,全家人都不識字。我大舅劉瑞、二舅劉榮從小就在家里務農,一輩子沒離開莊稼地,我老舅劉增也是從小務農,1947年參加解放軍后在部隊學文化,才算個識字的人。我姥爺姥姥和大舅二舅大妗二妗,都是老實本分的莊稼人,可以說是典型的中國北方農民。
在小農經濟時代的舊中國,農戶們之間的經濟差距是隨時產生的。
我姥爺的祖父在世時,家境一般,靠耕種土地自給自足,相當于中農的樣子。
到我姥爺的父親那輩,四個同胞兄弟,分家單過時,分得的家產是一樣的,房子和土地都是一般多,也都可以自給自足。
但是到我姥爺那輩,一爺之孫的堂兄弟哥九個就不一樣了,出現了貧富差別和兩極分化。
我姥爺在世時,與堂弟劉尚庸合住在一個三進(三層正房)的四合院,也就是縱深型大宅院里,前面的一層四破五正房是劉尚庸家的,后面的前后兩層四破五的正房,是我姥爺家的,每層正房的前面,還有東西配房,都是普通的磚瓦房,院子外邊有“場”(打軋晾曬莊稼用的空白地),有豬圈和碾棚(兩間敞篷廂房,里面有碾子和磨)。家里養著兩三頭豬和十幾只下蛋的母雞,但是沒有牛驢等耕畜。村邊有塊菜地,還有十幾畝土地,種植小麥、玉米、高粱和豆類作物。那時沒有科學種田,土地產量低,平均一畝地產二百多斤糧食,除去交公糧尚可夠自家食用,沒有多少余糧可賣。莊稼秸稈主要用來燒火做飯,一部分作物的枝葉可以作飼料喂豬喂雞。菜地種的菜地里的蔬菜主要為自家吃,春夏秋三季吃小蔥、韭菜、菠菜、黃瓜、豆角、茄子、南瓜、冬瓜、角瓜等季節性蔬菜,冬季只能吃秋后儲備的蘿卜和大白菜了。當然也有的人家把黃瓜、豆角、茄子等腌制起來或用水煮半熟后晾曬成干菜,留著冬春季節食用。總的看那年代既沒有暖棚蔬菜,也沒有冷藏蔬菜,北方冬季和初春的新鮮蔬菜品種是比較單調的。
我姥爺家和許多小農家庭一樣,除了燒柴、吃糧食和蔬菜不用花錢買,作衣作鞋用布料,平時做飯需要的油鹽醬醋等調料,過年過節吃的豬肉、魚蝦等,也需要花錢購買。家里的現金收入主要是賣豬賣雞蛋,因為過去沒有專門的養豬場和養雞場,市場上的豬肉和雞蛋都來自農民家。那時農戶養豬不為自家宰殺吃肉,而是賣給屠戶,養雞下蛋部分自家食用(過年過節和來客人及自家人患并時才舍得吃雞蛋),大部分趕集時賣給城里人食用。雖然每年靠賣豬賣雞蛋收入的現金并不多,但是那是老百姓穿的衣服鞋襪以及炕上鋪蓋的被褥都是粗布的(官員、貴族和財主們用綾羅綢緞),價格便宜,而且是新三年、舊三年、縫縫補補又三年,花不了多少錢。那年代農戶吃的植物油都是用大豆、花生和芝麻來換,而且油鹽醬醋等調料需要的也不多。因為過去農家除了過年過節外,平時不炒菜只熬菜,只放鹽不放油或者放很少的“浮油”(不放底油“嵌鍋”,只在菜湯表面放一點點植物油),一瓶香油可以吃一年。花椒大料醬油醋等用的也不多,所以也花不了多少錢。
因為過去不講科學種田,地里的農活也不多,家里的土地由我姥爺、二舅為主耕種,我大舅給本村大伯(我姥爺的堂兄)劉尚禮家扛長活(當長工),每年掙些工錢也可補充家用。所以,土地改革時,我姥家的成分是“貧農”,而被我稱為大姥爺的劉尚禮家則定為“地主”。此外,在我姥爺這些“尚字輩”的九大家中,也有的被定為富農、中農和下中農。
小時候常聽我母親講述她娘家的情況,按照她所謂的傳統說法是,老劉家四大門的老哥四個剛分家時,本來的富裕程度是相同的,那幾戶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家,是頭腦聰明,出文化人,是能掙錢會過日子,所以才置買的土地多,蓋得房子好。像我姥爺這些混窮了的人家,是沒文化沒本事,過日子不會算計,只會“土里刨食吃”,除去種莊稼掙不來別的錢,所以才受窮。可是共產黨是替窮人撐腰的,土地改革中混闊了的人家倒霉了,窮苦人家樂了。土地改革中被定為地主成分的劉尚禮,就被貧農團的群眾亂棍打死了,多余的土地也分給窮人家了。
外祖父他們劉姓家族的傳承分化情況,表明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社會中,優勝劣汰的競爭現象也是存在的。經過三代人的不同治家經歷,在同一個曾祖父的弟兄叔侄中,就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社會階級成員了。 按照我母親的看法,其實劉尚禮對莊里人也不壞,平時不欺負窮人。我大舅給他家扛活,吃的比在自己家還好。
因為過去當長工都是在東家(雇主家)吃住的,開春(清明節前后)上工,立冬放假(俗稱散活)。平日里早晚吃粥就咸菜條,也有些干的,中午吃玉米餅子、小米或高粱米干飯,或炒菜或熬菜,總有熱菜吃。在此期間還要吃八大頓,即“過廟”、五月初五端午節、八月十五中秋節,這算三個大節日,要吃大米白面和粉條燉肉,還要有炒菜,也有的東家還給點酒喝。另外有五個小節日,俗稱頭伏包子二伏面三伏烙餅炒雞蛋,即頭伏那天中午要吃饅頭和炒菜;二伏那天中午要吃撈面,肉丁炸醬或雞蛋打鹵;三伏那天中午要吃烙餅炒雞蛋。立秋添秋膘要吃點肉,立冬吃散伙,也是大米白面粉條燉肉等。在這些節日里,多數農家雖然也要吃大米白面,吃些粉條燉肉或炒雞蛋,可是往往豬肉少粉條多,雞蛋少蔬菜多,數量有限,不能管夠吃膩。而地主家給長工過節要求是吃肉管夠,否則的話,長工到地里干活時暗中糟蹋莊稼,會給東家造成更大的損失。所以,那些有遠見的東家,為哄長工高興,積極干活,在過節時都要顯示出大方的樣子,讓長工吃好吃飽。
而我姥家日子不富裕,平日里早晚光吃粥就咸菜,中午也不是總有熱菜,而是咸菜條、蔥蘸醬。過節買的肉少,吃不夠。所以,我大舅說“扛活”期間吃的比自家好。
從生活水平上看,我姥家雖然也是貧農成分,但是比我們老孟家的日子還要好一些。他們家的土地雖然不算多,但是土質好,旱澇保收,還可以種麥子。打的糧食基本夠吃,不用市上買糧食吃。他們家也是粗糧多細糧少,除去過年過節和遇到紅白喜事外,日常吃的就是玉米粥、玉米面貼餅子、高粱米、小米干飯、大白菜、小白菜、菠菜、韭菜、豆角大蔥等粗糧素菜。
過去的白面、大米、小米都不多,生孩子坐月子的產婦才吃小米粥,患并的人吃點大米粥。平時吃雜豆面的面條湯,患并的人或者過節時才吃白面的面條湯。平常日子不能吃肉,一來是吃不起,二來是老百姓家庭平常日子吃肉,會被左鄰右舍譏笑為“不會過日子”,“饞嘴敗家”,被人瞧不起。所以,只有家里遇到紅白喜事、過年過節才能吃大米白面,吃肉吃蛋。因此,細算起來,每年吃細糧吃肉吃蛋的天數實在有限。
過去,農村除去結婚、死人所謂的紅白事、給新出生的孩子辦“十日”或者“滿月”,給老年人辦“生日”之外,每年還有固定的節日。包括:臘月二十三(俗稱小年)祭灶,吃糖瓜(核桃大圓球狀的水果糖),中午吃一頓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餡餃子;然后開始烝幾大鍋玉米面豆餡餑餑,(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)準備正月初六以前吃。臘月二十九(小月的二十八)中午,吃一頓白面素餡餃子;過春節那天中午,大米干飯粉條燉豬肉、再炒幾個菜;三十晚上吃餃子(白菜豬肉餡);正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和初五的早晨,吃白面肉菜混合餡餃子,中午吃玉米面豆餡餑餑和剩餃子。正月十五元宵節,早晨吃餃子,晚上煮元宵(湯圓)。出正月以后,還有三個大節日。即四月十五“過廟”(也稱廟會,和過節一樣休息一天吃頓“好飯”。但不同地區,廟會的日期不同,薊縣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過五名山廟,而馬伸橋是三月十八過龍山廟);五月初五端午節;八月十五中秋節。這三個大節日的中午,都要吃大米干飯,粉條燉肉,再炒點菜,有的也喝酒(過去許多窮人“不會喝白酒”——嫌酒辣沒興趣)。另外,每年還有八個小節日。即二月初二“龍抬頭”,要吃頓白面,或蒸饅頭或包餃子(富裕人家也吃肉)。還有農村講究“頭伏包子(饅頭或菜餡包子)二伏面(面條)三伏烙餅炒雞蛋”,“立春烙春餅,立夏煮雞蛋,立秋添秋膘,立冬抗嚴寒”。這七天的中午也是應該吃白面或者大米飯,富裕些的人家也要吃肉,窮人家炒點雞蛋,沒有肉,酒則是根據嗜好而定。另外立冬這天,扛活的長工放假,財主家給長工“吃散伙”,粉條燉肉要管夠。這樣一算,普通人家每年在節日里吃大米白面的日子,只有十九天。
雖然我姥家也是每年除去過年過節那十九天可以吃細糧以外,平時沒有紅白喜事都是吃的粗糧。可是我姥家吃的粗糧基本上是凈米凈糧,谷糠麩皮都喂雞喂豬,不像我們老孟家有時連麩子(麥麩子和榆樹錢、菠菜等拌在一起炒著吃)高粱殼和谷糠(高粱面、谷子面貼餅子)都吃了。而且,我姥家住的是低檔磚瓦房(墻體是磚與土坯混用的),我家住的是茅草房,墻體都是碎磚頭堆砌的,所以總的看我姥家比我們孟家還是要富裕些。
(三)外祖父家的社會環境狀況
我姥家雖然距離縣城并不遠,才八里地,但是在舊社會城里城外的社會環境差別卻是很大的。從經濟環境看,城里的商家店鋪多,買什么東西都方便,平時買生肉熟肉,熏雞香腸,買魚買蝦,請醫生看并到藥鋪買藥等都方便。而城外除去邦均、侯家營、馬伸橋、別山、上倉、下倉、下營等集鎮之外,其他農村里都沒有商鋪。雖然吃糧食吃菜可以自產自吃,吃雞蛋、吃活雞自家也有,但是買魚賣肉就不方便了。
再有從道路質量看,城里的街道都是用石灰、黃土和碎沙石鋪墊碾壓的,路基堅硬,沒有車轍(鐵瓦車壓出的深溝),下雨不陷腳(一踩一個腳窩)、不沾泥。我姥爺他們莊的土路是純粹的泥土路,不僅路面窄,平時路面上還有兩道大約十五到二十厘米深的車轍,也就是鐵瓦車軋出來的深溝,下雨時以及雨后一段時間內,人走在路面上要沾兩腳泥。雨后更長的時間內,車轍里存留積水,趕大車經過時要濺在腿上好多泥點子。
還有從文化教育環境看,城里城外也不同,辛亥革命后,拆了大廟改學堂,。城里的幾個村都逐漸的有了國家辦的小學校,教師工資由國家負擔,學生教的學費和書費都不多,窮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學讀書,我父親和叔叔們小時候都讀過幾年書。而鄉下農村,尤其是比較小的村子,沒有國家辦的小學校,小孩子要讀書必須去較大的村鎮,很不方便。所以,鄉下的農村許多窮人家的孩子都沒上過學,我的三個舅舅在家都沒上過學。
另外,從治安環境看,舊中國不僅社會上層軍閥混戰、兵荒馬亂,社會底層的治安情況也不好。明著鬧的有占山為王的山賊,打家劫舍的響馬,暗中干的有入戶盜竊的,攔路搶劫的、綁架勒索(綁票)的。而薊縣縣城有高大的城墻保護,城里有警察巡邏,相對比較安全。在農村,為了維護村里的治安,各村普遍建立了“連莊會”組織,類似后來的民兵組織。由各村按照土地畝數攤錢買**,青壯年們為連莊會員,根據村子大小不同,每個村有三五桿步**,十幾個或幾十個會員,農閑時進行武裝訓練,每個人都學會使用**支和大刀紅纓**等武器。出于防盜防搶防火的需要,平時要排好班次,會員們輪流值班(無償的義務),步**給值班人輪流使用,夜里要進行守夜巡邏。連莊會的負責人,多數由土地多的財主家的人擔任,因為他們攤派費用時出的錢多,按照股份制的規定也應有他們擔任“公司董事長”啊,所以,也有人說連莊會組織是地主武裝。但是,總的看在維護農村治安方面,連莊會還是有積極作用的。可是,連莊會的作用畢竟有限,而且是管得了村里,管不了村外。日偽時期,有一天我大舅帶著幾個扛活的在地里干活時,被幾個帶**的人綁了票,蒙上眼睛帶到大道(邦喜公路)北面的一個村,關在地窖里二十多天,每天只給一頓飯吃。結果,因為我姥爺家里窮,拿不出錢來,還是東家劉尚禮花了一二百塊大洋錢給贖回來了。其實對方就是沖財主來的,因為長工是在東家吃住的,綁走他家長工,東家就得負責花錢贖人。
另外,在日偽時期,薊縣城里城外的政治環境也不一樣。從1935年中日兩國簽訂“何梅協定”,河北省東部從撫寧、盧龍到密云、昌平一線的22個縣成立“防共自治政府”,國民黨的軍隊和縣黨部全部撤走,這22個縣實際上變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,薊縣也在其中。從這之后,國共兩黨都在暗地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,發展抗日武裝力量。1937年7月7日“盧溝橋事變”后,冀東地區的抗日運動達到了高潮,當時的口號是:不愿當亡國奴的中國人,要有錢的出錢,有**的出**,有人的出人,組織起來打日本。于是,各村的連莊會就被發動起來,成為組建抗日武裝的主要兵員。1938年冀東地區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大暴動,建立了抗日政權,從此以后,薊縣就成了游擊區。
游擊區的特點是,縣城和較大的村鎮,有日偽軍占領,被日偽政府稱為“治安模范區”,區域內的老百姓被稱為“良民”,過著社會治安相對穩定的日子。而在廣大農村則是抗日武裝力量和日偽軍雙方都活動的地方,這些村里的干部(村長)需要兩面應付。明著要為日偽軍收公糧,暗中還要給八路軍交公糧。日偽軍為了消滅抗日力量,經常出動兵力到抗日隊伍活動的邊遠村莊去“討伐”,許多關于日軍偽軍燒殺搶掠,強奸婦女的暴行、慘案,都是在“討伐”中發生的。所以,每當得到“討伐隊”要來的消息,游擊區村里的老百姓就嚇得往村外跑,俗稱“跑反”,尤其是青壯年跑的更快。所以,鄉下農村里的老百姓過著提心吊膽、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怖生活。
我姥家王莊子雖然離縣城只有八里地,可也是抗日武裝力量經常出沒的地方。我外祖父劉尚達曾經是“連莊會”會員,他也參加了1938年的抗日大暴動,成了一名“便衣隊”(薊縣參加暴動的抗日部隊,因沒有軍裝被老百姓稱為便衣隊)員,在撤退去北京西面的太行山區途中,部隊被日軍打散,我外祖父就跑回家來了。我母親年輕的時候,也接觸過抗日政府的婦女干部,學會了好幾首抗日救亡歌曲(我小的時候她經常唱給我聽,如有一首唱道:八路軍好八路軍強,八路軍打仗為老鄉。中華好兒女呀快快扛起**,團結起來一起打東洋。),還說那些女干部曾經動員她剪掉“小纂”參加抗日政府的工作。可那時她已經結婚了,不愿落下背棄婆家跟人“跑了”的“壞名聲”,沒有去參加抗日工作。
據說“鬧日本”時,我姥家他們莊也曾經經常“跑反”,尤其是婦女和年輕的小伙子們都嚇得跑。有時來不及跑就躲藏在自家屋子的頂棚內,那時多數家庭的房子都是堂屋(外間屋,廚房兼過道)不吊頂,里間屋(臥室兼客廳)吊泥頂棚,年輕人可以登著梯子從堂屋的“山花子”(薊縣人對房柁架中的縫隙俗稱)鉆進頂棚內趴著或躺著,外人一般想不到這里能藏人。小時候聽我母親說,“鬧日本”“跑反”時,有一次我大舅劉瑞來不及跑出村去了,就曾經在自家頂棚里躲藏過。那時婦女“跑反”是怕受侮辱,小伙子“跑反”是怕被抓兵(強征當偽軍)。青壯年男女都跑了,剩下老的小的被集中到大場聽訓話,意思是要當良民,別為八路軍辦事,八路軍來了要報告等。同時還要為日本兵燒水洗澡,日本兵就利用老百姓家里的水缸,當做浴缸。讓老百姓在家里用大鍋燒熱水,燒開后用水桶挑來,倒在缸里,兌好涼水,輪流洗澡。北方的農民沒有在浴缸或浴盆里洗澡的習慣,用老百姓盛飲用水的缸當浴缸,老百姓當然不滿意,可是也不敢表示反對。也可能是因為村子小,距離城里又不遠的原因,他們村的老百姓雖然也“跑反”,卻沒有出現被日偽軍燒殺強暴的慘案。
戰爭結束后,隨著薊縣縣城城墻的拆除,城里城外的界限逐漸取消,我姥家村莊里的生活環境也起了變化,和城里村子的差距越來越小。
在計劃經濟年代,國家號召科學種田,糧食產量逐漸提高,我姥家他們村土質較好,是余糧村,每年人均糧食420斤(不是平均分糧食,而是按照人口和工分的比例,適量分配),其中四分之一是小麥(夏糧:7—9月份三個月都是小麥),秋糧大部分是玉米高粱谷子豆子,也有少量的稻谷,人們食用大米白面的日子達到一百多天,比舊社會多吃了許多天。這時期雖然不能說吃得好,但也可以吃得飽。盡管那時的生活水平還不能使大家心滿意足,可是對多數貧下中農家庭來說,還是比舊社會要好得多,所以大家還是擁護共產黨,熱愛毛主席。
改革開放后,隨著科學種田水平的提高,小麥、水稻產量也大幅度提高,地里產的小麥就夠吃了,還可以用玉米換大米,很少有人再吃粗糧了。而且許多人在農閑時也都經商打工跑運輸,增加了家庭收入,吃魚吃肉吃雞蛋已成家常便飯,大家對吃飯穿衣已經心滿意足了。而且各家電燈電話、彩電冰箱洗衣機,都應有盡有,我表兄劉文良、表弟劉文棟的兒子,也是我的表侄子們都買上了小轎車,趕集上店、走親訪友開著小汽車了。這與我姥爺那代人外出靠步行,我舅舅那代人靠騎自行車,我的表兄表弟那代人騎摩托車相比較,簡直是美到天堂上了。所以,大家都說現在老百姓的生活,比過去的地主富農家強多了。
現在,隨著新城建設的發展,我姥家他們村子已經消失了,這些城外農村里的農民,也失去了土地,和城里各村的農民一樣,雖然還是農業戶口,卻都無地可耕種,靠非農職業謀生,住進同樂園小區的大樓房,變成城里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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